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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荣枝变形记:7条人命、20年逃亡、890分钟庭审

原标题:劳荣枝变形记:7条人命、20年逃亡、890分钟庭审

劳荣枝当庭痛哭认罪!检方认为其主观恶性极深

“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在太阳的照耀下,也有些人不得不一直活在漆黑的深夜里。”

———东野圭吾《白夜行》

逃亡20年后,46岁的劳荣枝终于在12月21日走上审判庭。

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时代周报记者摄

与一年前落网时流出的照片相比,劳荣枝脸颊臃肿了不少,脸色也多有憔悴。2019年11月28日,劳荣枝被福建厦门警方抓获。这一消息即刻引爆网络。在没有互联网的20多年前,她和男友法子英是令人胆寒的“亡命鸳鸯”。

1996年,劳荣枝涉嫌和法子英在南昌杀害一家三口后,流窜温州、常州、合肥等多地作案。1999年,法子英在合肥落网。劳荣枝躲过此劫,隐姓埋名,与过去一刀了断,以“洪叶娇”、“Sherry”等多个假名在不同城市潜逃。以两人为故事原型改编的悬疑电视剧,在2000年播出广为人知。

20多年后,劳荣枝色诱男子,将他们骗至出租屋内,绑架劫财,和法子英涉嫌杀害7人的往事重提,以更为高效地方式占据流量热点。关于劳荣枝的一切都被围观、被解构、被分析,种种旧闻、新闻、传闻,皆成猎奇谈资。

被捕时,她身穿军绿色外套,脸色淡然,毫无普通嫌犯的慌张和窘迫:微侧着头,目光轻柔,莞尔一笑。看起来,劳荣枝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。这张照片流传广泛,“如何看待劳荣枝落网拍照微笑事件?”仅在知乎平台就获得了10万浏览。

被捕时的法子英与劳荣枝

劳荣枝的家人、同事、邻居,都成为媒体采访对象。她的私生活也被挖掘。落网前的最后几年,她以“Sherry”之名在厦门一家酒吧工作,向客人推销酒水赚取提成,是“很受欢迎,业绩挺高”的“女神”。即使与辩护律师起初会面,劳荣枝仍不想别人知道她的身份,“你叫我Sherry就可以了”。

在酒吧工作的Sherry,还结识了新男友,被身边人形容为温柔、开朗、风情万种、生活有品位的漂亮女人。而“坐台女”、“杀人女魔头”等更具感官刺激的俗称,又将劳荣枝的人设指向另一个极端。这个中年女子留给人们的印象,粗暴且割裂。

12月21日上午9点,劳荣枝涉嫌故意杀人、绑架、抢劫一案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。这是劳荣枝被捕后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。时代周报记者全程旁听了庭审。

这场迟到20年的庭审前后横跨两天,累计持续了890分钟。劳荣枝在庭审上的一言一行,都经在场媒体的报道实时对外转播。大众关心“欠债还钱、杀人偿命”的朴素伦理能否得到再次印证,案件审判能否公正进行。关心这场庭审的人,也希望通过庭审画出一个真实的劳荣枝。

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外 时代周报记者摄

在890分钟的庭审中,劳荣枝多次辩称自己遭法子英胁迫,当庭抗议故意杀人罪,只承认犯了绑架罪和抢劫罪,还时有“不要离负能量的人太近”、“众筹赔偿受害人家属”等惊人之语。劳荣枝当庭表现被指“表演”。受害人陆中明的妻子朱大红更当庭质问,“你的心是肉长的么?”

关键受害人皆已身亡,法子英早在1999年12月28日也已被执行枪决。在法庭上,劳荣枝的辩护人为劳荣枝作了轻罪辩护,认为部分案件细节缺乏证据,应“重物证轻口供”。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认为,劳荣枝与法子英杀人、绑架和抢劫属于共犯,均属主犯,其犯罪后果极其严重,手段极其残忍。公诉人希望法庭公正判决,但没有给出量刑意见。

围绕劳荣枝案的争议和讨论,远没有平息。庭审前一天,劳荣枝的二哥劳声桥即已表明态度,无论结果如何,都将上诉。

劳荣枝的二哥劳声桥

沈凌秋

合肥是劳荣枝和法子英共同流窜作案的最后一站。在合肥期间,劳荣枝化名沈凌秋,法子英化名叶伟民。

1999年6月21日,两人从杭州乘“依维柯”来到合肥。法子英入住安庆路的西海饭店,劳荣枝住在三孝口的红旗饭店。两家饭店的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。

6月底,这对逃命鸳鸯看中了双岗路虹桥小学恢复楼二楼209室。这套房两室一厅,租金500元/月。7月1日,法子英付下三个月的租金,预谋再次绑架杀人。

随后,法子英花费150元,以“关狗”为名定制了一个100厘米×100厘米×70厘米的铁笼,再花5块钱让民工踩着三轮车抬到了出租房。据法子英供述,焊铁笼当天,劳荣枝下午4时到附近的旧货市场花500块钱添置了一台旧冰柜。“这两样东西搞成后,我和劳荣枝就开始物色被绑架对象。”法子英供述。

7月15日,“沈凌秋”成了夜总会“三九天都”的一名陪侍小姐。说话软糯、长相温婉,很快获得了客人的亲睐。时年35岁的殷建华,是“三九天都”的常客。他频频向“沈凌秋”示好,多次要求和她外出发生关系,均被沈凌秋拒绝。

殷建华是合肥安吉达电气有限公司的总经理,出手阔绰,每次去“三九天都”夜总会,随手从身上掏出几包中华烟“啪”地扔在桌上。在那个年代,殷建华属于“先富起来”的人之一。他成为了法子英和劳荣枝的绑架目标。

7月21日,夜总会前堂负责人陈瑾刚和殷建华吵了一架,“殷总要带沈凌秋出去,我不准他带沈走,我们有规定(不能带人外出)”。

第二天上午,妻子刘敏(化名)出门上班,殷建华还在睡觉。待妻子走后,殷建华在10点左右拨通了“沈凌秋”的呼机。接到信息后,“沈凌秋”给殷建华回了电话,把他带到了出租房。21年后,走上被告席的劳荣枝在庭审时回忆,在带殷建华上楼时,她也犹豫过。

这番说辞,真假难辨。即使的确曾有过犹豫,这个善良的念头,终究只是一闪而过。

进屋后,房门被迅速关上,法子英用刀抵住殷建华。“坐下。动,我就宰了你。”法子英拿绳子绑住殷建华的双手,把他推进放置在客厅的铁笼。

法子英用铁丝牢牢地扎住笼门,解开殷建华的双手。他和劳荣枝想把铁笼抬进卧室,太重,抬不动,最后“殷建华自己举着铁笼走进卧室”。

“我就是吃绑架这碗饭的。”法子英把枪拿来给殷建华看。

殷建华连忙回应,“我知道,我知道。”

“你出多少钱?”法子英开门见山。

“二十万。”

法子英没吱声。

殷建华又说,“三十万”。

“我之前杀过人的,你相信不?”法子英接着说,殷建华没吱声“你也不怕,等一会,我做给你看,你就相信了。对你我都有好处,可以促成这笔生意(指勒索)成功。”

接着,法子英再用绳子把殷建华的手、脚、脖子和铁笼绑在一起,并让劳荣枝看着,叮嘱“他如果叫,你就勒死他”。

走出恢复楼,法子英来到合肥市六安路,以家中有木工活为由,把木匠陆中明诱骗到出租房。

法子英用尖刀把陆中明当场杀死,肢解了尸体。陆中明才31岁,撒手留下妻子朱大红和年幼的三个儿女。

法子英残杀陆中明时,劳荣枝在卧室看守殷建华。劳荣枝与陆中明被杀害的厨房,仅相距3.1米。据劳荣枝在庭审的陈述,她全程听到了陆中明的惨叫,“声音给了我很大的感官刺激”“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”。当公诉人向劳荣枝展示当时陆中明被杀现场照片,劳荣枝吓到尖叫,并将头别到一旁,不敢看照片。

为防止尸体发臭,法子英将身体和头颅分离的尸体存放在预先购置的冰柜中。

7月22日晚9点,法子英恐吓殷建华写下两张纸条,其中一张写着,“小刘,你好。我又给您添麻烦,我真对不起你。这几天我没法跟你联系,你回临泉想尽一切办法把钱搞到。我求求你,要不然,我就没命了。”

殷建华还打电话给妻子,嘱咐她准备好钱,二十分钟后到长江饭店与法子英见面。

刘敏按约准时抵达长江饭店,等待与“穿着黑色T恤、留小胡子的大哥见面”。法子英未能如约赶到约定地点,刘敏一直等到9点45分,未能见到法子英,就返回了家中。

晚上11点多,法子英再次命令殷建华打电话叮嘱刘敏,次日上午准备一万元,“见面再谈”。

第二天早上八点半,法子英让殷建华再写一张字条。“写好后,我就叫劳荣枝看守殷建华并对她说,我如果十二点钟不回来,就被抓起来了。你就给我报仇,把他杀掉”。法子英供述。

这一次,刘敏见到了“操着标准普通话”的法子英。刘敏问怎么回事,法子英没回答,反问:“你怎么不关心你丈夫?”

法子英让刘敏请他到家中,刘敏说,“我请你去”。在路上,法子英掏出殷建华的钥匙给刘敏看,到家后,法子英掏出一把铁制转轮手枪给刘敏看,说“枪是真的,可以检查”,刘敏没有去碰枪。

刘敏声称要半个小时出去筹钱。在熟人处借得一万块钱后,打电话给法子英,“我拿到钱了,在(回家)路上”。

刘敏没有回家,选择了报警,迅速赶到的警方将法子英包围。双方对峙多时,警方遂向法子英躲藏的屋内投射了催泪弹。中午12时10分,法子英受不了熏人的烟雾,持左轮手枪向屋外逃窜,被警察开枪击中右腿后擒获。被抓时,法子英的枪中还有4发子弹。

法子英被捕时视频截图

落网后,法子英坚称自己叫叶伟明,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和同伙劳荣枝。这为劳荣枝的出逃创造了时机。

殷建华究竟被谁所杀?21年后,这仍是“劳荣枝案”庭审关键。

法子英曾供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。其一为,法子英出门前对劳荣枝曾述“我如果十二点钟不回来,就被抓起来了,你就给我报仇,把他杀掉”;另一供述为,“(7月23日)上午10时许,我用老虎钳和铁丝拧殷建华颈部,致其当场死亡。杀死殷建华后,携带自制手枪及殷写好的字条去见殷的老婆”。

据时代周报记者获得1999年11月18日审判法子英的庭审记录,对这一关键细节也有具体记录:

“殷是谁杀的”。

法子英回:“我”。

“你是何时杀殷的?”

法子英回答:“公诉人说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吧”

“用什么方法杀害?”。

“用刀,用绳子,什么手段都有。”

据劳荣枝在此次庭审时所述,7月22日晚十时,趁法子英让她出去买宵夜的间隙逃跑,否认杀害了殷建华。

法子英落网后,殷建华在哪仍是谜团。7月28日,楼下住户联系209室房东,租客不见踪影,屋里传出恶臭味。至此,警方才发现殷建华和陆中明的尸体。

法医鉴定,殷建华系被他人勒颈窒息死亡,陆中明系左侧颈总动脉、右侧头臂干和肺脏刺破急性大失血并头颅躯干分离。

合肥是法子英和劳荣枝绑架杀人作案的最后一站。

据劳荣枝落网后的供述,法子英喜欢冬天赖床,所以每次作案都选择在夏天或不冷的季节。当年12月28日,背负7条人命、恶贯满盈的法子英被执行枪决。2019年11月28日,隐姓埋名20年后,劳荣枝在厦门警方“云剑行动”中落网,但拒绝承认真实身份。12月3日,警方通过DNA比对鉴定,确认了劳荣枝的身份。

劳荣枝在厦门被捕画面

“亲爱的”

恋人、同伙,相爱、胁迫——劳荣枝和法子英之间的复杂关系,缠绕交织,无人真正知晓。

劳荣枝说,她是在7月22日当天晚上离开合肥。当时,她给法子英留下一张字条。字条上写着:“亲爱的,我走了,我在家里等你。爱你。”

劳荣枝解释说,写字条是为了安抚法子英,显示自己希望能够和法子英一起回到重庆的出租屋,进而保护家人。重庆是他们的“大本营”和“安全屋”,“我们在重庆不作案,我在重庆也不坐台的。”劳荣枝说,在重庆约定的地点没有等到法子英,最后独自逃往厦门。

从法子英案到劳荣枝案庭审,律师刘静洁一开始便担任朱大红的法律援助律师。她认为,对殷建华被杀前后两个版本的供述,互相矛盾,可见法子英有意为劳荣枝开脱。

律师刘静洁

刘静洁说,被警方抓捕后,法子英处处维护劳荣枝。1999年7月29日,法子英落网六天后才交代案件的地点等关键信息,这让劳荣枝有充分的逃跑时间。期间,法子英还曾一度供述出另一名“坐台女”的名字,称与她一起做案,混淆办案人员。

据时任法子英辩护律师的俞晞回忆,法子英不关心案情,询问最多的还是劳荣枝的情况。他最后一次见法子英是在他被执行死刑前。法子英向俞晞最后一次询问劳荣枝是否归案。在这之前,他已多次向俞晞询问,始终没有得到回应。权衡之下,俞晞告诉了他,“还没有”。听后,法子英笑了。这是俞晞唯一一次看到法子英表露情绪。

法子英曾告诉俞晞:“你不要看我这样,我也有温柔细腻的一面,不光是打打杀杀,那是个武夫。”

劳声桥记得,劳荣枝曾经对他说过,法子英对她很好,甚至愿意为她付出生命。

庭审现场,劳荣枝所描述的法子英,则全无温柔男友形象,而是彻头彻尾的恶魔。

劳荣枝说,与法子英相处的几年,自己先后为他堕胎四次,“我不是既得利益者,而是受害者”、“我一直受他胁迫,是法子英的性侵工具,也是他的赚钱工具”。

劳荣枝回忆,一起逃亡时,两人开销很大,一天要花费200块钱左右。法子英“人很懒”,冬天的时候常常躺在床上一整天,“所有的抢劫都是在夏天进行的”。法子英爱打麻将,常把劳荣枝反锁在屋内后扬长而去,打麻将一晚上就输一、两千块。

法子英不时掐着她的脖子,对她进行殴打,导致劳荣枝被打成颅骨凹陷,身上多有淤青。劳荣枝坐班的夜总会要求穿短裙,但因腿上常常是青紫的,她只能穿长裤上班。

不过,劳荣枝在庭审述说的部分细节还是能印证二人感情甚笃。

“我要分手他不肯,他要分手我又不肯。”庭审现场,劳荣枝说到这里,略微停顿,随即又补充说,“他经常打我、骂我,我没有任何自由。他还要接送我上下班,给我做饭,我说我打车去(上班)他也不同意。他允许我坐台,但不允许我在外过夜”。

独自逃亡后,她看新闻才得知法子英的结局,“我当时很开心,感觉是为民除害。”

公诉人在庭上出示的证据似乎也证实,二人间存在着某种更为复杂而紧密的联系。

公诉人称,1996年南昌案发后,在受害者熊起义的家中,劳荣枝不仅明知放任受害者死亡,而且担心指纹留在现场,还对法子英说“不如一把火烧了这个家”,但这一行为被法子英制止。

两人逃离案发现场后,法子英面露后悔神色。劳荣枝很看不起这种“做了又后悔”的态度,把法子英骂了一顿。对此,劳荣枝当庭辩解称,自己当时带着情绪,“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”。

这是二人首次做案。此后,两人陆续流窜广州、常州、南宁、厦门、东营、黄梅等地,每到一地,就由劳荣枝坐台谋生。

18岁的小学老师

庭审前,劳荣枝在南昌的看守所里度过了46岁生日。

1974年12月14日,劳荣枝出生在江西九江市。父亲是九江石油公司的消防员,50年代从一江之隔的湖北黄梅县迁入九江。劳家共两子两女,劳荣枝年纪最小,比二姐劳国枝小2岁。

那时,石油公司周围还是大片农田,厂区内部还有专为职工及子女设立的医院和学校。这是一个让外人艳羡的家庭。“每到过年,石油公司发的水果吃都吃不完。”劳声桥回忆。

这也是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生活环境,同事们住在一起,彼此熟识,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成为大家的谈资。

“我们一家人‘出了名的老实’,住在郊区,从来不到市区玩,生活很单调。”劳国枝说。

80年代中后期,劳荣枝的大哥、二哥相继参加工作。在二哥眼中,劳荣枝从小听话、懂事,学习成绩不错,“姐姐穿过的衣服留给她穿,她也从来不说”。

1989年,15岁的劳荣枝初中毕业,中考成绩足可以上九江市重点高中。“读高中,也不见得就能考上大学。中专出来当老师蛮好,包分配。那时候,(大学)录取比例很低。”劳荣枝听从了劳声桥的建议,选择了九江师范学校的幼教专业。

开学那天,劳声桥骑着自行车带着妹妹去报到,“她就坐在自行车前杠上,后座上放着被褥、脸盆和塑料桶”。

在当年同学们的印象里,劳荣枝长得漂亮、身材好,喜欢唱歌跳舞。邻居们评价,劳荣枝气质挺好,“也很阳光,喜欢打扮,挺时髦”。劳声桥则说,妹妹不爱化妆,也很少买新衣服。

1992年,劳荣枝中专毕业,顺理成章地进入九江石油化工公司,成为下属子弟学校的一名小学语文老师,每月工资两、三百元。

参加工作那年,她才不过18周岁。给学生上完课,她还时常被上级领导叫去跳舞,有时候要到凌晨一、两点钟才回家。劳声桥觉得,正是那段经历让妹妹的心思开始“活”了。

1994年,在一场同事婚宴上,劳荣枝偶然结识了比自己大10岁的法子英。当时,法子英已经成家,并有了女儿。好勇斗狠的法子英在当地“小有名气”,诨名“法老七”。

那次婚宴结束后,法子英骑着摩托车把劳荣枝送回了家。两人由此正式开始交往。

摩托车在当时还算是稀罕物,但劳声桥说,妹妹绝不可能受一辆摩托给诱惑。劳家的孩子都参加了工作,生活水平比一般家庭好上不少。劳荣枝的姐夫就有一台花了七、八千块钱买的摩托车,很少骑,经常放在家里。俞晞说,法子英曾述,劳荣枝有“英雄情结”,很崇拜他敢于打打杀杀。

在旁人看来,法子英身材矮小,面相丑陋,只有小学文化程度,和劳荣枝不登对。劳荣枝的父亲曾让劳声桥去法子英曾经工作的单位打听,但也没探出个究竟。

那时,劳声桥有下海做生意的念头。据劳声桥回忆,劳荣枝曾对他说,法子英的姐姐是当地五交化公司的经理,他哥哥也认识不少人,可以让他们帮忙找个门面。

两人交往尽管遭到家人反对,但妹妹年纪大了,也不好干预过多。此后,劳荣枝回家的次数渐渐变少,家人常常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

1995年,子弟学校将被撤销的传言满天飞。劳荣枝借着机会停薪留职。家人反对,反复劝阻,但还是没能改变劳荣枝的决定。临走前,劳荣枝告诉二哥,她和朋友一起去深圳做生意。劳声桥不知道妹妹口中的“朋友”,就是法子英。

“当年,我20岁出头。法子英诱骗我停薪留职的时候,我刚刚21岁,只知道外面的钱很好赚。”劳荣枝带着毕业证去找工作,法子英不让,而让她去坐台。两人去深圳,随身带的6000块钱一个月就花完了。法子英就让劳荣枝坐台赚钱。

“法子英控制、利用我,(我的)身体和精神都受着折磨。我忘记了我的家人,我对不起我的家人。”劳荣枝自称,“不想做这种龌龊的事情,瞧不起这些通过不正当手段挣钱的行为”。

劳声桥认为,自从认识法子英之后,妹妹的人生就被彻底毁了。

“可以说我不优秀,但不能说我不善良”

逃亡20年,劳荣枝自认循规蹈矩,除了炒股没有一件事做错,“可以说我不优秀,但不能说我不善良”。

庭审第一天上午9时,两名法警押送劳荣枝进入审判厅。受限于疫情防控需要,劳荣枝家属及受害人家属均在法院内通过视频观看了庭审过程。

12月的南昌,阴冷潮湿。劳荣枝穿着青灰色菱格花纹棉服、圆领黑色毛衣,全程配戴口罩,鬓角已有些许白发。

劳荣枝声音细软,一开始还带着一丝怯生生的味道,全程表现得体礼貌。每次被审判员要求回答问题时,劳荣枝都会说,“你好审判长”;结束后,也会说,“我回答完了,谢谢审判长。”

庭审现场,公诉人代表南昌市检察院指控劳荣枝涉四起犯罪事实,分别是:在南昌、温州、常州、合肥与法子英共同实施故意杀人、绑架及抢劫犯罪。

与法子英1999年时所受的指控相比,劳荣枝所受的指控多出了常州绑架案。劳荣枝称,这是她主动供述才作的并案处理。

劳荣枝及其辩护人对所涉抢劫、绑架罪的犯罪事实未作过多辩解,但否认致被害人死亡的情节,否认检察机关故意杀人的指控。

劳荣枝只承认,在法子英的协迫下参与了对受害者的绑架和抢劫,但不承认曾与法子英合谋杀死受害者。她并不知道法子英最后是如何对待受害者的。一直到合肥案发,法子英在出租屋将陆中明杀害,劳荣枝才意识到法子英原来真的会杀人,并被要求配合推动装有陆中明尸体的冰柜。“我和他隔着一个冰柜的距离,我害怕极了,看着他,毛骨悚然”。劳荣枝说。

第二日庭审上午,公诉人将全部证据出示完毕。殷建华的死亡时间成为本案的最大疑点之一。公诉人和辩护人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次交锋。

据公诉人出示的尸检报告,殷建华死于7月24日左右,而法子英则在7月23日中午已被抓获。据此,公诉人指出,劳荣枝有杀害殷建华的重大嫌疑。

劳荣枝说,自己是在7月22日晚上10点左右,趁法子英让她出去买宵夜的间隙逃跑,但无证据表明这一行为。

公诉人则认为这个说法并不成立,一是没有其他人证、物证可以佐证,二是如果劳荣枝如果是22号逃跑,法子英不会老老实实待到23号,再去跟殷的老婆拿钱的,“未拿到赎金就杀人是不具备合理性的。”最后一点是,法子英被捕后,劳荣枝有杀死殷自保的杀人动机。

辩护人称,尸检报告显示殷建华死于7月24日左右,准确时间无法判定,且尸体腐烂程度受环境因素影响大。法子英案的判决书显示,殷建华是法子英用铁丝勒死的,但铁丝、老虎钳、铁笼已无实物存在,无法进行指纹鉴定。没有生物学证据可直接证明劳荣枝参与杀害受害人,这是这几桩案件中共同存在的问题。

案发时间久远,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均为照片,作案工具已无法进行重新鉴定。据此,辩护人表示,检方指控的事实存在证据瑕疵。尤其是对其故意杀人罪的指控,存在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问题。

劳荣枝对多个关键供述当庭“翻供”。

在此前讯问笔录的南昌案部分,劳荣枝曾四次提到“不如一把火烧了这个家”、“我没有考虑到后果,我只是想消灭掉指纹”等话语。

在庭审过程中,劳荣枝仅承认说过一次“放火”,其他的内容则是在接受讯问时,受“杭州保姆纵火案”影响,“临时发挥的”。

除此之外,在合肥案中,劳荣枝否认了此前在询问笔录中自己说过“杀一个人给你看”等话语,“我是不会说这种话的,我平常是一个给人传播正能量,远离负能量的人”。

劳荣枝还否认在合肥购买了旧冰柜,而此前她对此曾予以承认。她说,自己已经不太能记得清是不是自己买的冰柜了,“证人(的证言)说买冰箱的人是小眼睛,而我是公认的大眼睛。”

公诉人当庭表示,劳荣枝对关键问题存在逃避行为,她的当庭辩解是无力的,“劳荣枝,你当时已经25岁,身背5条人命。你说你自己对冰柜和字条内容不记得,现在又记住了一点。劳荣枝,你是否还能记得起更多?”

南昌市检察院公诉意见书认为,被告人劳荣枝为系列犯罪主犯,犯罪手段极其残忍,犯罪后果极其严重,社会危害性极大,其主观恶性极深,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罪、绑架罪、抢劫罪相应刑事责任。

辩护人表示,目前,证据是有缺失和瑕疵的,没有过硬的证据证明受害人的遇难与劳荣枝有关,也没有证据证明劳荣枝致人死亡。

在庭审现场,劳荣枝极力辩解自己受法子英协迫。她多次谈到,自己热爱生活,向往正能量,如有合法身份,会有非常好的未来。

多名观看庭审的人士称,在890分钟的庭审中,劳荣枝表现出与自身教育背景不符的法律素养。劳荣枝提到,法子英一直在营造出“多人团伙作案”的事实。说到这个词时,劳荣枝停顿了一下,随即解释称,“虽然我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,但是我热爱学习”。劳荣枝自述,常州案为她主动供述,在法子英案中“没有并案处理”。

在最后陈述环节,劳荣枝从棉衣的左边口袋中拿出几张纸,准备进行发言。

审判长打断了她:“能不能不要念?”劳荣枝解释自己文化素质不高,这些内容都是自己口述的。审判长同意她继续念稿。

劳荣枝向受害者家属道歉,称自己的道歉是“迟到了20年”,“我对受害者家属表示哀悼和深切的同情,希望他们安息。”“我承认自己有罪,我也愿意赎罪。”

“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,我不敢想任何人求助,也一次次放弃了投案自首的机会。1999年,我才24岁,我对生活充满向往,同时我内心也很恐惧,我害怕面对,所以我选择独自逃亡”。

说到这里,劳荣枝再次向受害者家属道歉,“对不起,虽然现在说这些于事无补”。

劳荣枝称,她2010年患上宫颈癌,2019年归案后,一直心灰意冷。她在被捕归案的时候感觉得到了救赎,之前一直不敢向所有人诉说自己的经历。

说完这句话,劳荣枝情绪激动,泣不成声。

提及父母时,劳荣枝再次痛苦,“2005年,父亲去世,我没有尽孝。如今母亲已80岁,也从来没有赡养过。我在家只做过两顿饭。一顿饭,鱼没有煎;另外一顿,米没有放水。”

“我经常(凌晨)2、3点不舍得睡觉,总觉得每天都是最后一天。”最后,劳荣枝以“请给我一个赎罪机会,一个改革自新的机会,回馈社会”结束了陈述。

近日,劳荣枝辩护律师对外发声,称劳荣枝要求法援律师介入。起初,她更多关心外界和媒体的评价和报道,“哪怕判无期徒刑,我也要求判我死刑算了”。经过16次会面后,劳荣枝的心态开始改变,求生欲变强,日渐关心案件进展,并主动要求案件公开审理。

3万元存款和10多万元外债

20年足够改变一个人。同样是女人,劳荣枝用20年伪装自己,活成了别人眼中“温柔、开朗、生活有品位”的女人。安徽农妇朱大红用20年侍奉婆婆,独自抚养三个子女长大成人。

在逃时期的劳荣枝 小木匠的妻子朱大红

1999年7月,陆中明为给刚上学的儿女筹集学费,离开家乡长丰县,前往合肥打工。此去不再复返。

朱大红今年50岁,只比劳荣枝大4岁,白发丛生,留海挡不住额头的皱纹。她身高约1.5米,素面朝天,着黑色长裤和皮鞋,背着深蓝色皮包。身上青色短款大衣,是小女儿过年时给她买的。丈夫被害那年,小女儿才只有2岁,大儿子也不过7岁。

朱大红和代理律师刘静洁坐在四名公诉人的背后,参加了为期两天的“劳荣枝案”庭审。庭审全程,朱大红只发言了两次,每次听到丈夫惨死内容时都忍不住双手抹泪。

1999年,陆忠明的尸体从冰柜里被发现时,现场没有任何可以直接证明身份的证件。当地警方在报纸发布启事,20多天了还无人前来认领尸体。

一开始,朱大红家对丈夫的失踪并未在意。好几天过去,陆中明仍然音讯全无。朱大红和家人这才前往合肥报案,警方拿出陆中明遗留在现场的木工箱,家人一眼辨认出。

“他是个好爸爸,也是一个好丈夫,从来不让我操心太多事。我只管带孩子,什么事都是他扛着。”在庭审结束的当晚,朱大红回忆说。

朱大红

陆中明和朱大红“情感很好,没有矛盾”。“陆中明很尊敬别人,对人讲话很留余地。每次回家都是笑眯眯的,遇到谁,他都笑,三岁小孩子他都不得罪。”朱大红眼中的丈夫是本份人。

这20年,朱大红“过得很不容易”,“这两个杀人犯害得我母子几个好可怜。没办法,遇到‘鬼’了,没有办法。”陆忠明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,朱大红不得不顶上,就像撑住家里马上要倒的房子一样。

“第一次到她家里去时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,”刘静洁对时代周报记者说:“墙上裂了一条很宽的缝,缝里塞满塑料纸挡风。后墙感觉马上就要倒了,是斜靠在墙上的粗木在撑着。”

刘静洁找乡政府申请了一些免费的砖瓦,将陆家的屋子稍微加固了一下。随后,刘静洁又找到媒体帮忙报道,合肥当地的一家企业愿意解决孩子的上学费用。1999年,她们已对法子英提出过民事赔偿,但由于法子英没有钱,因此“法院判决免赔”。

丈夫没了,如何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是朱大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

“农村生活特别不容易,种田全靠劳动力。如果家里没有劳动力,一个女同志你就干不了。”朱大红回忆,“就说种稻灌溉,灌田的水明明你家也有份,我家也有份,但我家就搞不到。因为家里没有男人,人家就欺负你。现实生活中真是残酷。”

在农忙之余,朱大红还要出门打工,就这样过日子,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孩子看到家里的状况,也帮我下地干活。不像其他人家的孩子有父母宠着,我家孩子才几岁就要跟我下地栽秧”。

“我的苦、我的煎熬,都能烧到头发梢子。”朱大红哽咽着说,“那些日子,天都是黑的,看不到亮。”陆中明的死更给朱大红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。“劳法二人给我家重重一锤,让我的家成了一个破碎的家庭。我的人生,包括孩子的命运都被彻底地改变了。”朱大红没想过改嫁,“父亲走了,我是孩子的母亲,如果再放弃孩子,就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。”

朱大红认为,法子英犯罪就是家庭的环境导致的,所以她“不能让孩子成为没人管的孩子”。

陆中明被害当年,三个孩子还小,但左邻右舍也会跟他们讲“你爸爸在合肥被杀了”。朱大红一直没有向儿女讲述过多情况,“讲多了会伤心”。2019月11月28日,劳荣枝被抓后,儿女儿们通过新闻报道得知了更多细节。

两个儿子现在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朱大红开始着急,“如果丈夫还在,这个心不要我来操”。

至今,朱大红还欠着十几万元的外债。“钱都是从亲戚那借的,小孩上学、我前年动手术、修房子,都是借的钱。两个儿子都是初中学历,小女儿读书多一点,高中学历。”

劳荣枝被捕后,刘静洁代表朱大红依法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,要求劳荣枝赔偿陆中明的丧葬费、死亡补偿费和子女抚养费等,劳荣枝表示愿意赔偿,但她只有3万元。

“劳荣枝说只有3万块钱,怎么赔?”朱大红说。朱大红及其代理律师认为,劳荣枝对于陆中明的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要求民事赔偿,且拒绝调解。

丈夫去世后的头几年,朱大红每隔几个月就去问刘静洁,“刘律师,劳荣枝到底抓到没有啊?”后来,朱大红开始有些绝望,问询的间隔也变长,但在陆中明每年祭日,依然会雷打不动地询问刘静洁。

朱大红20年的日子“看不到亮”,劳荣枝在庭上也称这20年逃亡生活“暗无天日”。

这一说法没有得到刘静洁的认同,“她天天没事遛遛狗、弹弹琴、画画、品红酒,过着高品味生活,想过那被杀的七条人命吗?”刘静洁顿了顿,又补了一句,“想过冤死的陆中明,还有他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吗?”

刘静洁为朱大红喊冤:“她没用过化妆品,没有听说过养生 ,她这二十多年一直为老人孩子操劳,唯独没有善待自己。”

劳荣枝归案后,她在厦门的男友称,在两人交往期间,劳荣枝谈起自己的过去总是一带而过,生活注重衣着外表,喜欢弹钢琴、画画,“在酒吧维系客人有自己的方式,因此客人非常多”。

“劳荣枝说自己善良,愿意帮助所有人,哪怕是不认识的人。如果有心,为什么20年来没有暗中给过陆中明遗属分文赔偿?”刘静洁脸色愠怒。

庭审结束后,刘静洁认为劳荣枝有“高超的反侦查意识”、“强大的心理素质”,“把所有罪过都推到法子英身上”。“我没想到,她这么能讲,有这么强的表演能力。她在法庭上面滔滔不绝,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!”刘静洁说。

没有人能真正窥见劳荣枝的内心。20年来,背负令人战栗的罪恶徐徐而行,隐姓埋名的劳荣枝生活在皇皇日光下,内心却如同最深最黑的夜,没有人真正知道:她因何快乐,为何悲伤。

对劳荣枝的任何解读,都难免落入无知的困局。太阳底下无新事,《白夜行》里,女主人公雪穗说:“我的生活里没有太阳,只有黑夜,但是有亮光替代太阳。”

劳荣枝的太阳是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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